三月時收到美國政治年會（APSA）接受海報展示的通知後，這趟暑假最末的洛杉磯之行就以一種「莫名其妙有這個行程、去還是不去但不去白不去、一拖再拖到出發前5天前才確定下來」的節奏進行著。出發前一晚打包行李，忽然想到上次去洛杉磯時，我還是單身，在女朋友家待了一星期，開口閉口就是要討論是否應該靠結婚放棄在德國柏林自由大學讀到索然無味、已然有名無實的博士生身份？時光荏苒，跨越一個大洲，結婚已經八年，再去洛杉磯，豈知竟又是博士生身份。
這是什麼莫名其妙的人生？
當然，任何在學術界混過人的都知道在研討會上展示海報實在不是什麼大事，至少不是什麼值得掏出大把鈔票飄洋過海的事，一開始知道自己投稿的論文被安排成海報時（本來當然是投full paper那一項），就打算推辭，我寧可去一個小型研討會發表全篇論文。
「但這是美國政治學年會，妳當然要去！」，所上的新加坡妙麗誠心表示羨慕，她說自己投了五、六年連張海報都沒有被錄取過，要知道她是那種可以在一屆加拿大政治年會上同時發表三篇論文的能力者，據說這年會的錄取率可以低至12％，是世界上最難被錄取的研討會之一，「再說研究生去參加年會就是為了人脈，發表論文是其次」另外一個同學如是說。
你一言我一語，弄得不去似乎有點不識好歹，於是按下接受鍵，爲了省點會議註冊費，還繳了更多年會會費。
可是內心還是抗拒，在暑假從東岸飛到西岸要價不菲，更別提洛杉磯downtown的住宿費超級昂貴，假如今天去任何其他國家，住得遠點還無所謂，但去美國，不知道為什麼就覺得住得遠是件危險的事情？學期結束，所上另一個同學機票和旅館都已經預定好，我卻什麼也沒計畫。
更不用說七月開始，爲了提高工資和改善福利，洛杉磯的四星和五星級飯店員工聯合起來罷工，頓時情勢詭譎，那陣子每天收到各種對「美國政治年會不願意應LA旅館工作人員之工會要求把會議移到線上」看法的email，從主辦方、從各主題的組織者、還有個別的教授。
為什麼罷工和美國政治年會會議會扯上關係？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政治年會預計會有6000多個人共襄盛舉，一般來說會議會和會場附近旅館合作，提供較為便宜的房價給參與者。偏偏至少有七家和年會合作的旅館會在同時間罷工，工會希望教授們能夠和勞工站在同一陣營，把年會改為線上。
再說許多旅館都在市中心，就算不住在有合約問題的旅館，當這些政治學者每天從自己住的地方走路到會場討論什麼福利國家、移民、人權、和勞工政策等等主題時，很可能會頻繁經過正在罷工的旅館，這畫面完美演繹資本主義社會的不平等。
然而年會主辦者不願意，他們的理由是我們已經把會場移出罷工飯店，但許多在這些旅館已經預定好住宿的參與者，已經很難換住宿地點。
要知道，這些五星級飯店當然不會因為罷工不營業，他們會雇用更便宜的臨時員工（後來很多飯店被指控使用無證移民來作替代，且更低薪），住宿者很可能不會感受到不同，最多就是進出旅館的時候，跨越罷工糾察線。
我估計所有預定這些由年會提供之旅館的，都是終身職教授，因為普通學生付不起，在我看來，假如這個行業（人文社會學科學術產業）有誰能夠負擔損失，應該就是這些政治系教授和這個政治年會。事實上，即使是最年輕的政治學研究生，需要參與年會來增進自己的職場生涯，少去這一次，再慘，也不會有旅館工作人員慘 —— 政治系研究生很好找到好工作的，各國都一樣。
老實說在這裡猶豫去還是不去（例如我一直在拖延買機票），都已經顯示出自己跟旅館工作人員的差別，這就是特權，絕對不是像年會說「我們也跟勞工站在一起」就可以消彌的。
此行就是去見識一下美國政治學年會，在這樣的大拜拜會場，我重新認識了自己和自己所身處的世界。
例如，在這個位於大陸另一端的會場，我認識的人比我以為的還多，而我也比自己以為的還要能夠社交，我甚至是那種若全場沒人問問題，就會跳下去救主持人的類型。
例如，這也是某種「啊！原來自己已經是個加拿大人」時刻：我可以在加拿大相關研究的場次提出讓發表人和評論人說問得好的問題，可是在台灣相關研究的場次上卻發現自己完全沒有跟到高虹安的八卦。
例如，身為一個多倫多人，每次進入台灣場都有種緊張感：畢竟很久沒有遇上這種男性學者人數壓倒性勝利的場域。
例如，和中國內外宣研究有關的場次場場爆滿，害我有一種原來這世界直到現在才意識到這事嚴重性的錯覺。
最後，這一趟也重新認識洛杉磯這個城市，我得說，此生獨自在深夜遊蕩過的城市數目，沒有上百也八十有餘，然沒有一個城市像洛杉磯一樣讓我體感上認為在深夜獨自晃蕩絕非是個主意，至於從Montreal來的博士班同學說在洛杉磯待一日就讓他愛上多倫多(誒)。
後記：這趟最大的驚喜是有遇到新疆人權學者鄭恩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