捲｜YZ 「我不太確定這題目會不會直接指涉新疆集中營，畢竟台灣現況很危險，萬一有個萬一，家人都在台灣。」「很多對新疆議題有興趣的人最後都這樣說，」教授一副瞭然的神情，又補一句：「結果還是沒什麼人願意寫相關論文。」
這是去年夏末和教授的對話，當時再教育營的故事已經被廣泛報導，然而在西方學術圈還有點像都市傳說，倒不是指沒有學者研究新疆問題，只是整體來說，全球大概就是那幾個新疆專家繼續他們的本來的研究，21世紀最大規模的種族滅絕，至今也只有約莫20篇相關學術論文罷了。
踩進這個題目終究是意外
2018年世界盃後德國對 Özil的落井下石讓我這迷妹打定主意要寫一篇論文批評德國社會對土耳其移民的歧視和其中的伊斯蘭恐懼症，可是學位論文通常是這麼回事：一旦開始讀新的理論，對事物的見解會被解構、重組、甚至顛覆，原有的想法也就不復存在了；再說兩年不算短，世界局勢變化太快，身在加拿大國際關係領域最前沿的學院裡，不可能無所察覺；最後，是終究得承認土耳其人和德國人的愛恨情仇已經有太多討論，我實在也講不出什麼新解了。
而2019暑假一趟德國行（在2015難民危機後的第一次重訪德國），各類種族歧視遭遇一應俱全，讓我體認到這個前後待了七年多的國家，終究與我的人生無涉，雖然其他人會說碩論不比博論，不過就是篇50頁以內的長論文，咬牙撐過去就算了，但我倒底對它再無話可說。
碩士二年級剛開始，已經打定主意換題目。
不過說要改題目談何容易？對於歐洲僅存的興趣只在巴爾幹半島，偏偏能夠指導這題目的只有系主任，卻是我想再三避免的，而整個二年級上學期因為誤選一門完全不知所以然的人類學，精氣神全耗在這堂課，再說這堂課仍然在討論德國的伊斯蘭恐懼症，幾篇即將發表的會議論文亦然，二上學期末，換題目的各項方案已然窮途末路，同學說得好：「別改了，反正妳就是盡一切力量批評德國的移民政策就是了。」
百般無奈下把之前寫好的論文計畫到所上，卻始終拖延著聯絡任何一個教授來指導。
二年級下學期的第二個月，所上舉辦兩場閉門會議要大家介紹自己的論文題目，按字母排列，我本該在第一場，找了個藉口逃過了，但第二場在一星期之後，我到底該怎麼辦？
隔天在中亞研究課上，一年級的學弟們紛紛提到自己的題目會和中亞國家有關。
誒什麼？等等！中亞研究也算數？！？！
不能怪我如此訝異，畢竟近兩年來，我以為自己讀的是MA European and Russian Affairs啊！這個研究所的宗旨就是你要做什麼主題、從哪個領域切入任你選，但是地理範圍侷限在歐洲和俄羅斯地區，結果都快讀完了竟有人跟我說中亞五國也在所上認定的範圍內？
學弟的好笑的看著我因為太過震驚打翻零食弄亂一地，說本系縮寫CERES是Centre for European, Russian, and Eurasian Studies，這個Eurasia泛指前蘇聯國家如烏克蘭、白俄羅斯，中亞五國當然也在此範圍。
這時候離第二次介紹論文題目的會議只有56個小時，我果斷地跑去跟中亞課的教授告白：「請做我的指導教授吧！我要寫和哈薩克公民陷在新疆再教育營相關的論文。」
倒也不是對這個主題毫無準備就跳進來
這一切還要從自己無聊地打開中國國務院發表的白皮書新疆的若干歷史問題說起。這一篇內容一本正經地胡說說八道，以致於微妙的引人入勝(?)，我意猶未盡往回翻閱，一口氣追溯到1991年的中國的人權狀況。
必須說：中共的白皮書絕對是一個奇幻世界，儘管每一次的白皮書內容都不會差太多，就像公務員做年終預算，說法雷同，視情況修改數字，然白皮書裡的「修改」，微調毫哩，境內少數民族的命運卻可能被紮紮實實的改變。我越往回頭看，對於維吾爾人的現狀就越擔憂，我想，
少數民族、或是中共眼裡多數裡的少數，除了(物理)滅絕以外，沒有絲毫其他的可能性。
（至於怎麼推演出這個結果？涉及研究內容我就不多解釋，有興趣的人可以自己去讀一讀過去10年和少數民族政策有關的白皮書，感受其中奧義。）
我以審視中共過去19年的政策白皮書和建構再教育營之中心思想，在多大今年一月的種族和多元主義學生會議上發表了一篇論文，還得到最佳論文獎。會議上，參與的教授們最關心的是終究是
What has been actually happening in the reeducation camps?
這個問題讓我開始在Xinjiang Victims Database上閱讀受害人和受害人家屬的證詞，並千方百計地認識了哈薩克人權組織Atajurt Kazakh Human Rights的現在和過去的義工，在他們無私的幫助下，對於大量哈薩克人被拘禁在中國有了更深入地的認識。
是直到七月底，才終於開始把散落在十幾頁上的論文筆記慢慢串起來，這進展是我始料未及的。儘管自己的英文學術寫作堪稱不錯，畢竟不是母語，得一句一句磨，常常光是800個字就能讓我寫上三天兩夜，至少一萬個字的論文幾乎就是天荒地老了。
論文書寫的過程裡又重新認識一次自己：原來自己在文字上如此錙銖必較，原來內在的冒牌恐懼症已入膏肓，我花了好幾星期修改簡介和文獻回顧，就怕這篇論文到頭來會顯示自己研究能力不足。也擔心自己寫不好，擔心用第二外語書寫表達不出對這些不幸事件的溫情、以及對那些勇與開口作證的受害者的敬意，(錢穆的寫史情懷竟然在這節骨眼浮現)。我怕最終這篇論文展現的不是讓證詞帶著我按圖索驥找到中國如此入魔的緣由，卻是冷酷無情的揀選證詞來證明自己的論點，雖殊途同歸，卻有違初衷。
整個夏天，就在大喊著寫不完、哭著說好難寫、和因證詞內容睡不安穩中交錯的度過。八月的倒數第三天，論文總算交出去了，以為自己寫的嘔心瀝血肝腸寸斷，教授只花了半天就給我成績，這段奇幻學術旅程在莫名空虛中暫時告一段落。
- 附註：申請到博士班後，我卻因為沒能申請到多大博士班而相當沮喪，指導教授告訴我這一篇論文有入圍所上新設的碩士論文獎最後兩篇（並沒有得獎），他認為我已具備相當的研究能力，要我不該對自己太嚴苛或太失望。
這一篇論文，也算是對逃出生天的維吾爾人Huma問題的反思：
面對新疆危機一個普通人能做什麼？
坦白說，學術論文和新聞報導不一樣，學術論文是後知後覺的，受眾也有限，假如沒有被發表，幾乎也不會有人閱讀。然而，任何形式的書寫都能夠抵住遺忘，每一次和人討論到自己的研究主題，就多一個人對新疆危機有更深刻的了解，我想這樣也算是研究的意義。
如果你喜歡這篇文章，請點選綠色圈圈裡的拍手，幫我拍5次手↓↓
你每拍一下都能幫助我得到實質的寫作回饋，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