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罷工剛開始之時，我曾妄想自己會持續更新罷工日記，然罷工真正開始後，時光彷彿靜止了，和所有去糾察線站崗的同學們一樣，我們不止暫停工作而已，誰也沒能專心在自己研究上，生活被罷工這回事完全佔據。
這篇草稿在罷工第一晚寫成，然發文的現在，罷工已經進入第六週。
2018年時York大學由教學助理和合約教師所屬的工會CUPE3903打破了加拿大罷工史的紀錄，一共143天，最後因為安大略省長在議會通過的一項命令，工會被迫復工，徒勞而返。一年多後，疫情來了，省長為了抑制物價還是什麼理由，又通過法案Bill-124限制所有公共部門雇員，包括護士和教師們，無論本來的合約為何，三年內漲薪不得超過1％，與此同時，加拿大正在經歷超過15％的大通膨時代。
後來，省政府無論是在強制合法罷工解散的命令或限制漲薪幅度的法案上，都在法庭被判了違憲，在法案被廢除後，護理人員、公務人員、或中小學教師在過去兩年大多得到10%左右的加薪。於是當工會CUPE3903所屬的三個Union與大學三年一期的新合約談判正式開始後，大學應該追溯多少本該漲的薪資給我們，以及往後三年的薪資漲幅，成了談判重點。
最重要的是：面對多倫多已然瘋狂的房租（環境好一點的地下室雅房都要價1000加幣），對一個月只有1950元且只能領八個月的博士生來說，已然不是收入多寡問題，而是生存問題。
大學兩手一攤說「我們正在經歷財務困難，而你們要求太多了。」然而大學高層不提在這幾年York大學投資在房地產和武器開發有多少、不提國際生的學費以漲至比本地生高出四倍到六倍之多、也不提在所有大學高層的薪水在法案Bill-124取消後以通膨理由平均漲薪20%。
即使正在讀博士班，大部分的工會成員和我一樣，對於罷工這回事的認識就像幼稚園兒童一樣，當然我們大約知道個準則，可細節都在魔鬼裡。
12月時工會發起一項mandatory vote，問成員們願不願意授權工會的談判小組在成員願意罷工的前提下繼續談判。在那個時候，得到了三個Unions平均84%的同意。妙的是這個階段，合約講師的Union 2的多數成員們在經歷過數次罷工後，在這一步對罷工的支持度低於由TA們構成的Union 1。然而等到罷工逐漸成真，尤其在大學提出令人失望的最終報價後，反倒是Union 1多有猶豫：對與理工科博士生來說，早點畢業進入業界賺錢才是真實的；對於國際生來說，不知道一旦停課自己的簽證會不會有問題？罷工期間停薪會不會影響生計？再說很多人來自沒有罷工文化的地方，不確定罷工有沒有效果；對於罷工參與度較高的文科學生來說，五年前Union 2擅自和校方達成和解的背叛還歷歷在目。
然而由於大學的報價實在太羞辱人，二月底，600多名聆聽報價的工會成員仍決定投票拒絕。這時我們才知道，原來拒絕報價不等於罷工，工會還能夠再把談判小組送回前線談判，或選擇投票罷工，眼看二月發薪日在即，也即將進入閱讀週，停課期間罷工沒有意義，於是又是另外一週的談判，直到閱讀週結束前的週五傍晚，工會正式召開會議問會員們，究竟要不要罷工，這次大約有1000個人左右上線投票，儘管萬分不願，多數人還是選擇以罷工來爭取自己應該得到的薪水和權利。
York大學的罷工在二月26日正式開始。
我難免慶幸閱讀週前，原本為了一個香港研究的活動和學生說停課，但前一晚又反悔，堅持要大家來上一個小時的討論課，交代點萬一真有罷工會該怎麼辦？彼時學生還很開心，罷工意味幾週不上課，他們說來個兩三週罷工也頗好，剛好趕上落後的作業進度，然真的是這樣嗎？
罷工的代價是什麼？直到它真正展開時才會明白的。
從決定罷工的星期五到正式罷工的星期一，當正常機構會趕緊提出一個稍稍好看的報價以阻止罷工真的發生（例如多倫多大學），學校高層強勢的移除了所有工會成員的課程網頁權限，上面的教材一夜之間被消除，很多TA甚至來不及發送一封Email告訴學生們工會的決定。
而我教課的部門Social Science，早在工會投票罷工前就決定，倘若所上合約講師和TA們決定罷工，部門也會全面停止授課來支持工會、施壓大學盡快回到談判桌，據說許多人文社會學科部門也即將做出相同決定。於是我這堂課負責冬季學期的教授在週五夜晚寄出通知告訴學生們即將會停課，殊不知大學早耳聞防備，竟然強制在每個課程頁面上植入課堂會照舊的訊息，氣的我們已經在厄瓜多享受南半球豔陽的秋季學期老教授半夜起來大罵學校對學術自由的侵犯。
而已經在York大學經歷過多次罷工的八年級TA語重心長的告訴我們：大學前所未有的強硬，看來這又會是一次漫長的罷工。
關於2018年罷工的故事可以看這裡：
彭心筠／約克大學工會罷工實錄：我是學生也是勞工
彭心筠／約克大學工會罷工142天給台灣工運的省思
[…] 4月19日，York大學總計八週的罷工大概會結束了，這兩個月真的恍如隔世。 […]